下一个十年 中国银行业迎来寒冬期

浦永灏：在今后十年里，银行业将进入寒冬期，面临生死难关；银行业相当于经济的衍生行业，如不良贷款局面无法扭转，中国银行业面临危局。

中国的商业银行，共和国的“长子”，一直是行业中的“翘楚”，受人瞩目。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商业银行在今后的十年里将进入寒冬期，面临一个生死难关。可以说银行业相当于整个经济的衍生行业，总体经济好，银行业会更好，总体经济不好，银行业也会更差。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商业银行跟全球银行业一样，已经从行业皇冠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比如说2010年，全球十大市值的公司，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各占一席，加上汇丰银行，共占了世界十大中的三席。10年后的今天，只有摩根大通一家银行挤进了十大市值公司的末座，已经没有第二家银行再能够进入了世界十大了。

银行业的兴衰跟自身盈利能力息息相关。10年前，上市的银行业的净资产回报率都在20%以上。到2019年底，已经降到了12%左右，掉了整整8个百分点。对此，市场对银行的估值也毫不客气，比如银行业的市净率，即市场所给的银行净资产的估值，10年前的中国商业银行有近3倍的市净率，到了现在只有0.7倍左右，与欧洲的银行业差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商业银行的厄运已经到此结束，黎明在前了呢? 我看法正相反，我认为过去的十年中国商业银行只是经历了一个春去秋来的过程，严冬时期还在后面的十年中。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两季或一两年内商业银行的股票的走势，也跟当前的冠状肺炎基本无关，我说的是在下一个十年里这个行业的大趋势。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商业银行将进入一个漫长的寒冬期？我的担忧是银行经营的大环境将会是一个越来越恶劣的时期，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近年来西方各大银行业绩失望，巨额受罚，大量裁员，更换掌门人的消息纷纷传来

据彭博社的统计，去年全球各大银行已宣布的裁员总数达到了73400人，86%是出自欧洲的银行，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银行。说到底其问题的根源是西方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越来越恶劣了。目前，美国银行的市场估值最高，平均市净率大概在1.3倍。欧洲银行的市净率在0.7倍左右，跟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估值差不多。日本银行业最惨，市净率大概是0.4倍左右，可以说到了穷途末路了。那为什么欧洲和日本的银行的处境会这么惨呢？主要是因为西方银行经营的宏观大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它们的盈利能力呈长期的趋势性下降。银行的生存主要靠存贷利息差赚钱，如果这个息差长期不断收窄，银行业的前景自然不妙，甚至很危险了。欧洲和日本银行业的存贷息差普遍降到了1%以下。美国银行的息差也在下降，比如摩根大通的息差也从2010年的2.9%，降到了去年的2.5%，但在大国中美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相对最佳。而中国商业银行至少大银行的息差还在2%以上，目前的经营环境还不算太差。

201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进一步降息，美联储基金利率也下降了三次。冠状肺炎爆发后，人行为了缓解冠状肺炎的冲击，又将1年期LPR再下降26bp至4.05%。美联储带头进一步降息了50个点。欧洲央行基准利率已经降到了-0.5%，日本央行基准利率已经是-0.1%。欧洲和日本几年前已经开始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虽然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目前还主要体现为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约占准备金总额的50%)的利率为负。正常法定准备金的利率为零，而商业银行的存贷息差还是正的，只是息差是越来越薄。负（低）利率政策对银行来说是一场噩梦。对客户存款利息无法降为负数，比如日本的存款利率在0.1%，而贷款的利率却需要一再降低，那银行怎么赚钱呢？去年八月丹麦Jyske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家向贷款人提供年利率为-0.5%的十年期贴息房贷款的银行。负利率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和欧元区商业银行业息差连续下降，区内的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也相应大幅下降。在负利率政策环境下，银行体系陷入“流动性陷阱”，减少了高收益贷款、增加了低收益现金，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另外，负利率使收益率曲线“扁平化”，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更加接近，压缩了银行的期限溢价，使息差大幅下降。最近评级机构穆迪把全球银行业的评级从“稳定”降级为“负面”，穆迪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低利率环境可能会持续更长，利率水平可能会更低。

欧洲和日本的银行业今天的没落，就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前车之鉴。负利率在日本和欧洲出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著名的对冲基金—文艺复兴基金，各自研究都认为，利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跟人口老化有很高的相关关系。老年人口的比例提高后，整个经济体的消费增长就慢了。如果用存款对GDP的比率来看，研究发现储蓄率高的国家，通常生育率比较低，老年人口比例较高，而一旦存款率超过了60%，平均的真实利率通常会降到1%以下。人口老化在日本和欧洲是越来越严重。中国会不会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呢？经济学家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从长期看中国的利率水平越来越低也是个大趋势。

从历史过程来看，人民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基准利率在十年前大概在6-7%之间，在2008年曾一度升高达到过7.56%。此后的十年里一年期贷款利率逐步降到了4.2%左右。当然存款利率也有下调， 十年前一年期的存款利率大概在2.25%，现在也下降到了1%，活期存款的利率降到0.3%，存款下降百分点数还是大大小于贷款利率的降幅。结果是银行的存贷息差大大的收窄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宏观环境恶化了。工商银行是整个中国银行业中的大哥大，它的数据在银行业具有代表性。工行存贷息差，从十年前的3%以上（比如2008年是3.4%），现在已经降到了2.1%左右。2019年3季度末工行贷款总额为16.6万亿，如果存贷息差减少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利息收入减少1660亿。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未来。去年人民银行所宣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新举措开放信贷市场利率，为让利率水平由市场资金的供需来决定铺平了道路。那资金的供需又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如果资金供过于求主要跟人口老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过度储蓄的情况比欧洲甚至日本更为严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即个人银行存款总额除以GDP，已经接近了80%。中国人口老化还会在今后的20年间持续下去，因为中国的婴儿潮人口（1962-1973是中国第一波婴儿潮，也是中国生育率的高峰）即将步入退休年龄，在职人口在进入退休前的工作阶段中储蓄率会越来越高。这样，中国会在今后的二十年里出现资金供应过剩，而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中国的利率水平是一个不断走低的趋势。

虽然2010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暴涨，影子银行投资渠道拓宽，银行发行了大量理财产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同比增速曾逐年持续放慢。但是随着各种P2P、私募项目出事，老板跑路，债券的违约率上升，房地产市场泡沫越来越严重，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正在不断收窄，比如社会融资总额中的信托余额近年来就开始下降，从2017的巅峰8.5万亿，降到去年年底的7.5万亿。所以2017年中以后的存款增速不再下滑并开始平稳。我推测这些闲散资金还会逐渐回流到银行系统。另外，境外投资机构看上了中国政府机构债券收益率比发达国家公债收益率高的套利机会，也不断增持中国的各级政府债券，外资债券持有总额从2014年底的5714亿人民币，上升到了2019年底的2.18万亿。

但是用于基建、地产、制造的贷款需求正在放慢。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逐年下降，从过去的20%以上的年增速下降到去年的5%左右，结果是贷款需求也因而同步的下降。另外，人口老化和储蓄增加，虽然有房地产的分流，商业银行存款仍保持8-9%的年增速。两边夹挤的后果，必定造成经济系统内的资金供应过剩，这个趋势集中反映在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上，从2010年的64% 逐年上升到2016年底的68%，在此后三年中一跃上升到去年底的75% （当然也有银行资本金提高的影响）。资金的供过于求通过LPR会即时传导到信贷市场，让银行的息差收窄，盈利空间不断恶化。

随着中央防范金融风险的方针实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也在不断收紧，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让银行作为储备的资本金比例有大幅度提高

比如说，10年前工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大概在10%以下，现在已经升到了接近13%。也就是说工行跟十年前比，增加了3个百分点的资本金储备，同时也少了这3个点的资本金所产生的业务收入。到2019年底，中国商业银行业平均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95%。根据巴赛尔协议的一系列指导意见，银保监会最新公布了对中国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建行和农行资本充足率需要达到 11.5% 以上，而工行和中行则要达到12%。目前中行和农行都还没有达到这项要求。除了招行、交行、浦发行等少数银行，绝大部分股份制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都在银保监会要求的10%以下，这就还需要大量补充一级资本金。根据瑞银的测算，达到10%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在最坏情况下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一共可能还需要融3800亿人民币，这必将进一步造成银行业利润率进一步降低。

欧元区银行监管机构在今年二月份发表了对区内银行压力测试后的意见，认为欧元区的（负）利率水平在今后的几年中可能会更低，持续时间会更长。所以，尽管欧元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目前已经接近了14%。在这个水平上，欧元区银行监管机构认为这些银行还需要在2022-2027年期间内继续提高到接近19%。这是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叫醒闹钟。如果一方面中国的息差在今后十年内逐渐下降，同时如果银保监会考虑到金融风险的上升，继续参考巴赛尔协议IV的意见，要求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进一步提高，结果将是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不良资产的包袱越来越重

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个老问题，这里只提一下最近几年的动态。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底，中国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为1.86%， 农村银行为4%，同年商业银行为贷款损失提取了4.5亿元的拨备，去年年尾商业银行业共持有2.41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如果使用西方银行可比的计算口径，即计入可能成为不良贷款的特别关注类贷款(去年底总额为3.8万亿元)，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会高于6%，不良贷款的金额会超过7万亿元。

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而是不良贷款的增速。在2015-2019期间，以银保监会公布的商业银行（核销了上年的不良贷款后）的年底余额来计算，除了2017年的不良贷款同比增速为13%之外，其他三年平均年增速都在18.7% 以上，接近可比GDP 增速的三倍，也是名义GDP增速的两倍以上，可以说是惊人！如果这种局面不及时得到扭转的话，中国的银行业危殆！除非中国商业银行彻底改变现有的经营方式。

客观地说，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没有坐以待毙，各家银行也在力图改变单纯依赖信贷业务的局面，积极地开拓其他的业务来源，比如投行、海外扩展、证券经纪、托管、资产管理、私人银行、金融科技等比较新的业务和改革。我在下一篇中，会详细说明为什么这些努力大多数的方向是错的，结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很难改变银行业在下个十年彻底衰落的命运。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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