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梁建章：我不像马云 从不后悔创业

过完年回来，我去上海的携程总部拜访了梁建章。访谈的那天下午，因为他开会的缘故，我等待了三个小时。

梁建章现在肩负两个身份——携程董事和人口专家，他很难在双重身份中调整好时间，黑眼圈在略显疲惫的脸上格外明显。当我问及是否享受这样的状态时，他只是笑着回答我：“有点忙，对，有点忙。”

这种分裂的状态，也许正是过去十年梁建章的新常态。

他就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磁带，A面携程董事，B面人口专家，任何一面都有他独立的篇章，缺少任何一面都不是完整的梁建章。

我对梁建章有很多的好奇：他对自己的企业家生涯满意吗，他为什么会在十年前去读博士，而后来又回来重掌携程，以及他为什么突然对人口问题那么感兴趣？

在《激荡十年》里，我用了较大篇幅写梁建章，书里完整地讲述了他作为携程的创始人去读书，发现了人口问题，然后通过出版图书、拍视频、做论坛、联合上书，在某个时间点共同推动了中国一个国家政策。

我们常常讲“企业家的公共责任”这个话题很虚，但是在他身上，却挺明确的。

梁建章身上，还有一个企业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他对任何一个政策或是现状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往往会提出解决方案。

在人口问题方面，梁建章提出了一些听上去很奇葩的建议，但是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企业家精神，对他们来说，解决问题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次访谈中，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几乎问过所有受访企业家：你是一个激进的人还是保守的人？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觉得自己是保守的人，包括梁建章在内。

但是，不激进的人怎么能当企业家呢？我觉得梁建章至少是一个比看上去要激进得多的人。他带领携程时，从早年的人海战术，到最近这几年的打价格战、大规模并购，包括他在人口问题上的看法……从表现角度来看，他总是最激进的那个人。

A面：携程总裁

我不像马云　从不后悔创业

吴晓波：你当了快20年的企业家，后悔过选择这条路吗？

梁建章：当然不会后悔了，我不会像马云，当企业家有更多机会做很多自由的事。有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年念博士离开携程一段时间，虽然可能财务上损失蛮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历。

吴晓波：你回国以后，是什么事情又促使你回到了携程？

梁建章：我刚毕业时，觉得当务之急是政策的一些研究和推动，于是先去做教授，教劳动力人口和宏观经济。

回携程是因为那时候竞争比较激烈，而且携程的一些策略和技术的方向有点慢，需要老的创始人回来带着团队拼命跑一阵子。

吴晓波：像你做比较大的决策时，对你影响大的是直觉，还是通过梳理分析给你带来的结果？

梁建章：直觉只能做一个引导，作为一个CEO，在战略上还是要非常坚定的。战略要想得非常清楚，逻辑要想得非常清楚的话，才能把逻辑很好地传达给你下面的人，下面理解了逻辑，他们也会更加坚定地执行下去。

分权的模式让我们变得很凶

吴晓波：我见过同程、去哪儿、艺龙的人，他们对你的评价都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凶猛的人，特别是你回来以后，第一个是价格战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并购的部分，你知道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吗？

梁建章：因为我回来以后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公司的权力分散化了。我们要快速反应竞争对手的决策，并且更加积极地回应。

所以做了一个改革，就是把公司的各个产品线分成不同的小公司，它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它有虚拟股票可以向公司要钱。

从经济性角度来讲是对的，从原则上也是认可的，如果有人想挑战市场份额，最佳的策略还是说是坚决地去回应。

主要还是分权的模式，让我们变得很凶。

B面：人口专家

中国人口问题的突破要感谢微博

吴晓波：你去美国读书，为什么选劳动力经济学这门课？

梁建章：我在斯坦福大学所跟随的教授同时研究创业和劳动力经济学，之后我又到芝加哥大学跟从加里·贝克尔学习，他主要用经济学的手法去研究人口问题。

恰好当时看到日本经济产生很多的问题，研究之后思考日本经济问题是否和老龄化有关，是否是老龄化导致了创业人数的减少。

在这个想法基础上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导致小孩少了很多，未来的人口结构就非常难堪，所以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紧急的问题。

吴晓波：其实在中国很长的时间里，计划生育是一个禁区，它的执行也是非常坚决非常严酷的，你为什么要去碰这个事情？

梁建章：因为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到底能够好或者是更好，其中差别最大的因素就是未来的人口政策。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隐患，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说出来。

而经济学家和人口界这两拨人又不怎么交流，导致大家都不关心人口问题，那后来媒体上要感谢微博，最先突破的是微博了，大V说的有些话题还是可以讨论的。

女孩子最好早点结婚，早点生娃

吴晓波：你说在中国，生孩子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还鼓励大家生孩子？如果携程的员工四年要生三个娃，你怎么办？

梁建章：我们最近刚刚做过一个调查，携程的员工平均不到一个娃，越是有钱的高管，虽然有能力生二胎，但是对她来说，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她也不一定愿意生孩子。

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只有0.8%左右，连平均值2%都没到。现在大城市的这种低生育率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吴晓波： 你提了很多很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女孩子最好跟妈妈姓，可以激励妇女生小孩。2016年我见你的时候，我记得你提出高中最好两年制，让女孩早点工作、早点结婚，就可以早点生娃。

梁建章：中国的教育成本那么高，就是因为高考，如果勤奋学习只是为了考试，非常浪费。缩短一点学习的时间，早点过这个关挺好的。我就缩短了，我进大学的时候只有15岁。

吴晓波：你最近微博里写了很多很具体的政策性建议，比如二孩6岁之前可以抵税，每年每个孩子发一万元的现金补贴。这些政策建议有用吗？

梁建章：这其实是必须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给补贴，一般国家都会花GDP的2%~5%在这个补贴上。